八级工，这一曾经有着明星效应的工人群体，对于今天“跳槽忙”的小年轻们来说，已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然而，对于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化大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产业工人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被打上机器和燃油烙印的整段青春年华。

　　“阳泉市解放后，在企事业单位中所执行的工资制度和其它地区一样，均以小米计算，分为几十斤，100斤，100多斤和200斤不等。以后改为‘饻’。‘饻’是一个综合几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常用单位用词，给职工发放的不是实物，而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货币（人民币）。到1950年左右，职工工资又改为工资分。每分含生活必需品的一定数量，随着物价的波动，每月经由各省市公布的每分的分值。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均按省市公布的分值和职工所持工资分来计算每个人的工资。195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时，取消了工资分改为货币（人民币）工资。”

　　这段史料记载于《阳泉市地方煤炭工业志》第48页“工资制度的演变”一节中，这不仅是解放初期阳泉市地方煤炭工业系统职工工资变迁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期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企业职工工资变迁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出现了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局面。在老解放区，实行供给制、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或工资制；在新解放区，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被接管的企业职工则“原职原薪”，即按原工资等级制度和工资标准支付工资。

　　在工资支付方面，有的以货币支付，有的发放实物，有的则以实物为计算基础，然后折合成货币支付，先后实行过小米薪金制、饻工资制、工资分等等。

　　时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向好，由于物价基本稳定，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的5种实物已不能完全包括生活的实际需要，因此，国家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了事关亿万人切身利益的第一次全国性工资改革的序幕。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改变了城镇企业职工靠挣“工分”吃饭的历史，对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56年工资改革决定，适当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对企业(包括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前的公私合营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最终确立了以技术、职务、行业、地区四个基本因素为参照标准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对一些便于实行计件工资的部门实行计件工资，对企业及职工实行与效益挂钩的奖励制度(奖金)。主要内容：

　　一是取消企业执行的工资分制度，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根据各地区发展生产的需要、物价水平和现实工资状况，将全国划分为十一类工资区，不同工资类区的工资标准有适当差别。

　　二是改进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根据各产业工人生产技术特点，建立不同的工资等级制度。工业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建筑业土建工人实行七级制，纺织运转工人实行岗位工资制，商业业务人员实行三类五级工资制。

　　三是改进企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企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根据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统一规定。技术人员除按其职务评定工资外，对技术水平较高的，加发技术津贴。

　　这次工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等级制度”的建立，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24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

　　企业实行八级工资制，其实是跟苏联学的。苏联从1926年起开始实行等级工资制，划分出多种产业工资等级，如制茶业为4级工资标准，建筑业为7级，机器制造业为8级，飞机制造为11级，钢铁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是10级和12级工资标准。

　　我国东北地区从1950年开始，模仿苏联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推动下，一年后，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行政区，也先后实行了各自适宜的八级工资制。

　　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后，“八级工”成了一个最为广泛关注的词语，它是指获得八级工资的技术工人。出于对先进的褒扬、对技术的敬仰、对劳动的尊重，八级工就成为了一个时代技艺精湛、精工细作的顶尖工匠的代名词。

　　作为技术工人群体的顶端，能够晋升到八级工的一线工人很少。那么八级工是怎样炼成的？是什么样的特质和能力，使他们脱颖而出？

　　据八级工的等级划分规定，一、二、三级工分别为学徒和帮闲工作者，不能独立完成熟活；四、五、六级工已经算是非常了得的技术工人了，可以独立完成整套熟活；七级工不但要有熟练的技术，还得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要懂数学，会看图纸。至于八级大神，工资高人一筹，说话高人一着，在基本功方面可以达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境界，是年轻工人心目中的明星。即便如此，八级工仍然在不断学习、不断努力、不断钻研。所以，那个年代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歇后语：“八级工学技术——精益求精”。

　　解放初期的产业工人，因生活颠沛艰难，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求学，很多人参加工作时连名字都写不好。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建设一日千里，亟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一线人才，所以那个年代，各种厂办的夜校、补习班、扫盲班比比皆是，业余教育培训非常盛行。白天不论工作多辛苦，工人们晚上总要留出时间上夜校补习文化，学习看图纸，琢磨技术工艺，一遍不会就十遍，十遍还不会就请教厂里的老师傅和技术人员，直到全部领会掌握。

　　“我们那时候，参加工作第一天就跟着师傅学习，从怎么使用扳手、怎么抡大锤、怎么接电线开始，手把手给我们传授技术。好多师傅都是七级工、八级工，平时看起来没什么出众的地方，干起活来，一出手就知道不同凡响、身怀绝技。”阳泉市白羊墅煤矿职工余建法说。

　　余建法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煤矿的职工，祖孙三代皆为矿工，堪称矿工世家。余建法的父亲余芝，1950年在白羊墅煤矿连庄分矿参加工作，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后的第一批“八级工”。余芝没念过几天书，文化不高，但他的悟性好，能吃苦，肯钻研。在机电队参加工作后，每遇到技术难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对技术参数这些其他人看来很枯燥的东西，余芝却很喜欢。

　　每次矿上有新的、难的机电设备安装维修任务，余芝从没有“躲”的想法，总是主动接下来。不懂就学，就琢磨，边学边做，晚上睡觉都在想问题。余芝说：“做技术工作，一定不能推三阻四，不能怕困难，否则是提高不了的。每个难啃的骨头，都是动脑筋的机会，都是开窍的机会。开窍了，提高就快了。”

　　就这样，久而久子，余芝成了矿上的“活字典”，全矿成百上千的机电设备零配件，他不看图纸、不看账册，随口就能说出这个零配件的安装位置、规格尺寸、安装要求、库存数量、库存位置、生产厂家等。

　　那个时代没有白领蓝领的说法，每一位技术工人都以成为“八级工”作为人生目标，不少人通过努力赢得了尊重。“当时，不要说成为八级工，就是评上五级工、六级工，在企业和社会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确实不简单。”白羊墅煤矿退休职工梁云娥说。

　　1960年前后，白羊墅煤矿有职工1300多人，但是能评上八级工的，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余芝、马银来、韩同发、赵来科、马来、王庆云……

　　但就是这么几个人，却支撑起了整个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的一片天。在井下巷道，遇到落山悬顶、煤尘聚集、瓦斯突出等安全问题时，这些八级工总会及时出现在工作面，检查隐患、排除风险，安排工作，部署调度。甚至在紧急关头，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这些八级工都是不畏艰险，逆向而行，刀山敢上，火海勇闯。

　　这些八级工不但是矿上的“宝贝”，也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如果哪个厂矿在生产上遇到难啃的骨头，就会通过组织关系，借用外单位的八级工帮助技术攻关。1956年，山西省地方国营汾阳煤矿在安装锅炉的工作中，缺乏关键性的技术人才，白羊墅煤矿的机电八级工余芝就被抽调过去帮助工作。1960年～1962年，白羊墅煤矿一大批六级工、七级工、八级工技术人才被抽调到盂县石店煤矿、阳泉硫铁矿等企业帮助技术攻关。1966年5月至6月间，包括白羊墅煤矿在内的许多煤矿技术工人被抽调到晋南三峰铁矿支援三线年，市煤管局抽调全系统部分技术工人支援阳泉市娘子关提水工程建设。

　　“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从1956年正式建立和实行，至今已有60余春秋。八级工资制，对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改善职工生活，以及在工人技术等级分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八级分层制度的技术标准，明确、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社会效果也较好，体现出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有利于引导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在当时受到了企业工人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八级工资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85年，《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公布，这项被称为“结构工资制”的改革开启了第二次全国性工资改革的进程。

　　虽然“八级工”已经成为过去时，但其折射出的对文化技术的追求、对劳动者的尊重、对个人自身价值的肯定，一直让人们念兹在兹。

　　对于我们这些煤矿子弟来说，小时候最自豪的回忆就是“我爸是八级工”。八级工工资高：井下工人93元，井上工人87元，这样的“高薪”养活一家七八口人绰绰有余，同时还有能力为妻子添置一台上海产的“飞人”缝纫机、为子女推回一辆“凤凰”自行车，也能为自己购置一块“上海”手表。

　　八级工不但收入高，而且广受尊敬。开会坐在最前排，集体合影坐在最中间，年底评优评先，胸前的大红花总是少不了。“我们小时候，跑跳最欢实的、能够当孩子王的，不是我们这些干部子弟，而那些八级工的子女。”白羊墅煤矿子弟王跃平说。

　　王跃平的父亲王国江，是“三八式”老干部，1954年在白羊墅煤矿任党委书记，1956年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时，被定为16级干部，工资113元。一个正团级领导干部的工资，比八级工也多不到哪里去。

　　作为中共创建的第一座人民城市，阳泉曾拥有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人，其代表就是“八级工”。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工艺多精密、要求多严格、环境多复杂，只要有八级工“老师傅”压阵，从来都是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就是这么一群技术精湛的八级工，带动了众多年轻工人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技术，共同撑起了阳泉煤炭工业高地的无上荣耀。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今日，建设制造大国、提倡“工匠精神”，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今天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却缺乏核心技术，长期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我国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却面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的尴尬局面。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八级工”，这并不是要恢复“八级工”制度，而是让“八级工”代表的高技术、高收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继承和发扬。

　　高尔基说：“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们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

　　“八级工”，是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建设者和劳动者，是一个城市、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时代不能忘记他们。

　　我相信，不论时代巨轮如何地风驰电掣，对技术的追求和对技术工人的尊重，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主旋律。在今天呼唤大国工匠的时代背景下，“八级工”身上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应该历久弥新。（张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