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任命制与民选制均不能有效避免腐败呼唤新的官员任用体制！

　　现代社会中的腐败问题依然令人头疼不已。历史上，尽管有朱元璋通过血腥手段严惩贪官，甚至实施极其严厉的“扒皮抽筋”和“诛连九族”政策，但腐败依然无法根除。这暴露了中央集权制的弊端。而在标榜为民主的西方国家，其民选制度也建立在金钱与贿赂的基础上，腐败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无论是何种体制，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腐败的土壤，腐败就将永远存在。

　　一、家庭是腐败滋生的根源。回溯到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人们生活在群体中，并没有“家”的概念，大家共同狩猎、共享生产资料与劳动成果。随着社会的发展，群居带来的近亲繁殖问题逐渐显现。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出现了姓氏和家族的概念，并且规定禁止近亲联姻，从此“家庭”这一私有化概念应运而生。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的灵魂归宿，是温暖的港湾。即便在儿童时代，孩子们也有自己家的概念，家庭成员为了家族的利益而奋斗，成了共同遵守的规则。封建社会中，许多达官贵人拥有众多妻妾，他们为了能够在社会中取得更高的地位，往往不惜用家庭的力量通过贿赂来拉拢那些有权势的官员。这种做法几乎成了社会潜规则，官员之间相互勾结，腐败现象屡见不鲜。于是，家成为了腐败的催化剂，许多官员为家族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甚至以自己的法律底线为代价，最终导致了“诛连九族”这一历史惨剧的发生。

　　二、历史上有许多惩治贪腐的手段，形式各异。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因其卓越的治国才能，成功建立了大隋帝国，并带领国家进入了“开皇之治”的盛世。在他执政期间，隋文帝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反腐措施。他通过将金银财宝送给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来测试这些官员是否清廉。那些缺乏自律的官员就落入了他的陷阱，一旦被发现贪污，隋文帝便当场在朝堂上将其斩首，血溅朝堂。通过这种铁腕手段，隋朝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凭借自己草根出身的背景，对腐败有着深刻的反感。即位后，他大力整治腐败，甚至规定仅仅贪污60两白银就会判死刑。为了打击腐败，朱元璋发动民众参与反腐，赋予百姓捉拿贪官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阻止民众捉拿贪官的人，他毫不手软，直接将其处决。这样大规模的整顿，导致了数十万贪官被斩首，迅速扭转了社会上的腐败风气。雍正帝继位后，由于康熙晚年治政松懈，官场腐败严重，国库空虚。雍正上台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反腐手段。他派遣钦差大臣巡查全国，一旦发现贪官，立即将其罢免，并押送京城接受审判。同时，雍正还采取了没收贪官财产、查抄贪官家属的措施，从而加大了打击腐败的力度。在雍正的治理下，清朝的官场腐败得到了大幅度的整顿。国民党在台湾的败退，与其内部严重的腐败现象有着直接关系。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贪腐行为使得政府内部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民众的信任崩塌和政府的垮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纵容官员贪腐，享有特权的官员们逐渐让腐败现象蔓延至整个政府机关。最终，苏联的解体也可归因于这种体制内的腐败问题。而西方国家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理论上能有效避免腐败，但在实际操作中，候选人背后往往有财团的支持，整个政治过程充斥着金钱与贿赂的交换。因此，西方国家的腐败表现得更加隐秘，但其根源依然未能根除。

　　三、无论社会制度如何，腐败依旧是一个顽固的疾病。如果要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源入手，改造家庭的结构。家庭不应仅仅是一个生育和繁衍后代的场所，它应当是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共享的单位。每个家庭成员都应当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相应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一转变需要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有将家庭的私有化问题彻底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公无私”。如何设计这样的社会体制，应该是当今社会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有专家提出，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应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对一个人从小学到工作各方面的全面评估，由计算机给出公正的评价。这一评价结果应该成为干部任命的重要依据，从而避免人情关系和金钱贿赂对干部选拔的影响。随着科技的发展，期望它能在打击腐败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