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这个小镇又火了一到节假日全是人

　　离元旦还有五天，这天是工作日。接近中午，紧贴塘栖古镇景区的两个停车场，总共三百来个车位，行将被游客的自驾车填满。

　　在各家老字号办年货的阿姨，穿行于各种摆拍的网红之间。携手漫步在广济桥上的情侣，总得走走停停，以免挡住摄影人的镜头。

　　天气虽冷，景区核心地块，不足百米长的水北街上，开放式的沿街店铺并没空调。可服务员们隔几分钟就得立起来招呼客人，频繁坐立，倒也起到了暖身的作用。

　　这座横跨着运河塘栖段南北两岸，目前古运河上仅存的七孔石拱桥，已经守着这个镇子五百多年了——清光绪《唐栖志》中有记载，广济桥建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年至1505年）。《唐栖志》还提到：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

　　没错，京杭大运河，本不从塘栖走。在明朝以前，苏东坡、王安石，还有马可波罗，由北往南，都是经海宁长安再转上塘河进入杭州的。

　　“但上塘河有天然的缺憾，这条人工河道只有十来米宽，而且船只还需要翻坝。”临平史志协会副会长、独立学者虞铭说。

　　在环城北路与建国北路交叉口的“运河魂”雕塑，就呈现了当年货船翻水坝的场景：4头水牛，加上12位光膀子大汉，用纤绳拉着一艘大船翻水坝。

　　“到了明代中期，江南的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运河漕运需求也越来越大，江涨桥至塘栖段的运河，就是那时候挖通的。”虞铭说。“塘栖周边水系丰沛，这条河道就是基于现成的河道、湖泊挖成的，不少河段的宽度达到了上塘河的十倍以上，宽至100余米，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500多年前，运河塘栖段奠定了如今塘栖镇水南、水北的地理格局。也是因为运河的交通便利，让塘栖成为了大运河的十字路口、杭州的北大门。

　　各地嗅觉灵敏的商人，纷纷看中了塘栖的地缘优势。徽商来了，在塘栖经营起钱庄和当铺；擅于餐饮经营的甬商来了，带起了当地的小吃点心业；慈溪药商开出了中药行；绍兴的酿酒榨油匠人，在塘栖开出了酱油铺、酒庄；福建客商也带来了制作干果的技艺；还有东阳的泥水匠和木匠、苏北面粉商和渔民……

　　水路为王的年代，带动的不仅是贸易。塘栖如今最大的特色——老字号食品店——也是因南来北往的游客兴起。

　　若在一个视野极好的天气，人们站在广济桥上向南偏东望去，可以看到7公里外的超山。许多人都知道超山风景名胜区以赏梅着称，但鲜有人晓得，当年，农民们可不是因为闲情逸致才在超山种下成片的梅花树的。

　　塘栖自古盛产各种水果，但水路运输速度较慢，大量水果外销不得，只能就地消化，于是，塘栖人想到了将水果做成蜜饯。

　　虽然水路运输的效率无法保障水果的新鲜，但发达的水路，催生出了“香市经济”——明代中期以后，每年清明节前后，几十万来自苏州、嘉兴、湖州等地的香客要去杭州各寺院进香，因水路往返的时间节点，他们必会在塘栖停船住上一宿。便宜又好吃的蜜饯，成为了最受香客青睐的产品。老字号汇昌、恒昌、复昌、王源昌、聚源昌，便都有关于蜜饯的经营。

　　近代，塘栖又开始输出蜜饯的半成品，并为上海、苏州的大企业做“代工”。上海冠生园、泰康公司所售蜜饯，其原料、半成品都取于超山。

　　开埠后的上海，成了不夜城，在许多电影院、歌舞厅和夜总会，最受欢迎的小食就有陈皮梅、桃干、杨梅干、话梅，全都是塘栖的土产。蜜饯业，也成为了塘栖传统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丰富的商业体系，使这个江南小镇富甲一方，而在经历了几百年发展后，在工业革命时代迎来高光时刻。

　　1896年，在世界工业革命、拱宸桥开埠的时代大背景下，南浔富商庞元济和中国纺织业先驱丁丙，在塘栖创办了浙江省最早的机械剿丝厂之一“大纶丝厂”。

　　在鼎盛时期，仅一家大纶丝厂，就拥有2000名女工。女工每日的工钱是“五角”，换算后，相当于是半个银圆。当时，塘栖镇一间普通的二手民房，价格大约在45个银圆。也就是说，女工靠着三个月的工资，就能在塘栖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屋。

　　同一时期，塘栖镇先后出现了4家丝厂，保守估计，丝织女工的数量能轻易突破5000人。而据方志的记载，当时塘栖本地人口仅9000多人。

　　丝织业的高度发达，也让塘栖的丝织女工因技艺娴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塘栖婆”——广受杭嘉湖平原不少丝织厂的青睐。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天，在塘栖当地颇有名气的牙医孟景燮，穿着长衫，走进了运河畔的一家高端茶楼。隔壁桌，几位米行老板正在确定当日的交易价格。

　　“塘栖的茶楼，分为三等。米行老板和丝行老板聚集的茶楼最高端，只有穿着长衫，被称为先生、老板的人，才能进入。帮会有自己聚集的茶楼。再有劳力、农民消费的草根茶楼。”虞铭说。“从塘栖发出的丝价、米价，就是在这些高端茶楼里定下的。”

　　当时，除了丝织业，在塘栖商业圈顶端的，还有米行——杭州的大米主要从北边的城市供应，北大门的塘栖，自然也成为了粮食入行的中转交易中心。

　　与普通的倒手赚差价模式不同，塘栖的米商们手握一手货源的优势，建起大量的粮仓，利用秋收开春等时节米价的涨跌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本地蚕农、桑农，与丝厂发生交易，接着他们又拿着钱付给了米商购买粮食，就从这么个小循环来看，塘栖本地经济在当时就是非常活跃的。”虞铭说。“从大老板到小老百姓，手头都有资源和现金，流通性好，也让塘栖富甲一方。”

　　当代，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水路势弱，加之商品消费格局的变化，繁华了几百年的塘栖，迎来几十年的冷清。

　　人们或许很难想象，2007年，当年穿着长衫，能以先生身份进出高档茶楼的中医孟景燮，他的老宅与其他二百多户水北街的街坊们一样，每天需要通过倾倒马桶解决卫生问题。

　　孟景燮的外孙，临平史志协会副会长虞铭说：“那时的塘栖，已经没有那么多工商业态。但好在运河综保工程，让塘栖人又看到了家乡复兴的希望。”

　　2008年国庆节，经过基础设施改造的水北街，以文化为主打，引来了如百年汇昌、法根、朱一堂、老刀、同福永酒、聚源昌等十几家老字号入驻。

　　在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国营改制，在2000年前后，繁华塘栖的后人们，恢复了不少老字号品牌。

　　譬如，虞铭祖籍宁波，土生土长在塘栖。2003年，他恢复了1800年由宁波三位老板创办的食品行，便是如今的百年汇昌。丰子恺先生，当年与汇昌号的掌柜是好友。吴昌硕先生，也因儿子吴东迈在塘栖任过职，光临过汇昌号。

　　又如，今年72岁的王莉莉，父亲王长寿是曾在北京宫中内务府做事的正黄旗人。南迁的王长寿在创办了王元兴酒楼后，于1935年从杭州的长寿桥迁至塘栖。女承父业的王莉莉，在从事餐饮行业30多个年头后，于2013年恢复了王元兴的字号。

　　这些一度中断的塘栖老字号们，因为运河综保工程又重新聚在了一起。水北街，爿爿店铺前，游客讲得最多的，便是“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毕竟，当年的塘栖，因大运河吸引了无数南来北往的商人与游客。大运河也将塘栖的味道与文化，传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