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三十年祭之后的不久，戈尔巴乔夫，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90，也算是高寿了。从此，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真正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人物了，再也不是

　　一直以来，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总是充斥着不少谴责与谩骂，无数人说他是卖国贼，葬送了近百年的基业，其实这样的指责是不公平的，过分的赞美倒也没必要。

　　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在历史转型中，试图变革的“失败者”，可以以功过成败论英雄指责他的失败，但是不应该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他一人。同时，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状况，再做评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不能否认，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接任苏联领导人的时候，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一个正确的人选

　　彼时的苏联，从1982-1985，经历了“三年国葬三位领导人”，从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再到病魔缠身的契尔年科，都是年逾古稀，体弱多病倒在任上。

　　可以说，日益老龄化的领导体制也在渐渐拖累这个超级大国的前进步伐。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人，新鲜力量，对于苏联来说，迫在眉睫。

　　同时，早在70年代，苏联的内政外交所存在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彼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加上“滞胀”带来的经济危机，给了苏联抢占上风的机会。只可惜，僵化的体制之下，苏联未能抓住这次能够“冲顶”的良机。

　　先是在1968年干涉“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中，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军的极度反感，军事行动的胜利并没法改变当局现状，还招来一片骂声。

　　沙文主义的外交路线的弊病，在此时此刻凸显，造成了华约阵营的处处裂缝。加上陈兵中苏边境，两国关系一度落到冰点，此时的苏联，说是祸起萧墙，一点都不为过。

　　1979年陈兵入侵阿富汗，又被北约阵营抓住了把柄，他们还联合一些亚非拉国家，在外交上孤立制裁苏联，受到冷遇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勃列日涅夫政权为了践行对外沙文主义路线，在军事工业与重工业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加上日益僵化的企业部门管理体制，导致整个苏联的工业生产异常畸形，轻工业以及民生相关的行业，长期凋敝，人民生活水平极度低下。

　　执政后期，勃列日涅夫与他的继任者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些内忧外患，并且力主进行改革，由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为防御为主，尽可能与北约阵营达成裁军或者是限制军队规模的协议。

　　在国内的改革上，从食品工业生产开始，勃列日涅夫提出要尽可能地调动内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改善底层民众生活水平。

　　后来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在加盟国考察访问的时候，时常提出干部作风的老派与官僚化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引进新鲜的血液，从苏共内部开始，激发新的活力。

　　从勃列日涅夫晚期的开始，在一些访问和讲话中，苏共当局已经处处在进行政策调整，改善华约关系，政策由扩张变为内收，同时推行内部的改革。只可惜这三位领导人分别在短时间内故去，而年仅54岁，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在此时成为了接任人选。

　　戈尔巴乔夫自一上台开始，就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改革重任，并不是他心血来潮就要一股脑推行改革的。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苏联的问题看得十分透彻，他的《新思维》，见解是非常到位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完善社会关系，清除妨碍社会进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社会前进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制度的巨大可能性与优越性。

　　要做到很好地利用苏联的制度优势，戈尔巴乔夫强调解放思想，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吸取营养，吸取苏联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用新的思维代替陈旧的观念。可以说，他的出发点，还是从本国的历史中去寻找相关的经验。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在过去的体制下，苏联不注意尊重人的个性与尊严，将所有的人都当作高度集中计划中的螺丝钉。于是他便在改革中要求活跃人的因素，重视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尽可能地将改革视为所有人的事业，让全体民众参与其中。

　　在对外关系上，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世界并不是两个市场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核武器下的战争，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环境，损害地球生存空间。

　　他认为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

　　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的错误在于对北约阵营，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在对待华约阵营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认为，意识形态不应该是外交的唯一出发点，“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

　　在这一主张的号召下，苏联逐渐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逐渐从阿富汗撤兵等等，戈尔巴乔夫在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

　　苏联也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

　　我们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很大程度上，给世界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尤其是改善中苏关系这块，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戈尔巴乔夫消除了与世界各大国的敌对，也减轻了苏联过去在外交上所需承担的重担。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能很好得利用这样的外部环境，完成改革

　　要想使得全社会的人民，都参与改革，那么在统治阶层扩大范围，吸取新鲜力量，就势在必得了。这样一来，必然挤压旧官僚的位置，动摇既得利益阶层。

　　同时，试图进入政治中心的新人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抓住这一切良机，这样一来，苏共中央的权力就遭到削弱和转移，原来的苏共领导开始“地动山摇”，多党化、多元体制的改革，被推上日程。

　　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尤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在这个时候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底层支持力度。

　　叶利钦等激进派，从1987年开始便不断地向戈尔巴乔夫施压，在好几个公开会议上，叶利钦都公然批判改革的速度过于缓慢，还闹出自杀未遂，被免职等一系列牵动人心的事件。

　　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叶利钦这样的反对派煽动人心，获取政治资本的同时，苏共内部分化极其严重，党派林立，戈尔巴乔夫的威望，一落千丈。更可怕的是，由于思想层面的解放，沉浮已久的民族问题，也开始日益暴露。

　　我们不能忽略，苏联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加盟国组成的联盟，沙俄时代的民族压迫与沙文主义从未远离这个国度。

　　因此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联统治的近70年里，俄罗斯人在全苏联居于支配地位。这就使苏联境内各民族产生了一种被侮辱感，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时，非俄罗斯人便向统一的苏联民族的神话发起挑战。

　　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这一官方说法。他们要求复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独立。波罗的三国最先发难，随后，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等地，又发生族群对立的流血事件，不同民族的加盟国，一度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股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分离狂潮中，叶利钦真正演绎了什么叫“窃国者侯”。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积极支持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国独立。

　　叶利钦利用了俄罗斯联邦内部对长期以来对联盟输血的不满情绪，再借助戈氏放松苏共领导地位的东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渐渐取代戈氏，成为俄罗斯联邦最有威望的领导人。

　　1990年6月，俄罗斯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

　　接下来，就是哈萨克斯坦等各大加盟国，纷纷打着民族分离主义的旗号，脱离苏维埃的控制。未来一年的“八一九”政变中，苏共最后的保守势力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戈尔巴乔夫与苏共的威望都降临到了冰点，彻底失去了对联盟的控制力。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

　　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领导作用。加上一直以来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叶利钦这样的分离主义者，导致了满盘皆输赢。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责任，根源上说，联盟成立几十年以来，体制僵化，积重难返。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在新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而且沉积已久的诸如加盟国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宛如一颗定时炸弹，不幸于同一时间爆炸，最终炸沉了这艘联盟巨轮。

　　我们要明白一点，从古至今的任何改革，都是要面对重重阻力，张弛有度，领导者决策层需要谨慎地面对每一步。新势力与既得利益者究竟该如何平衡？这需要改革者在每次关键时刻，都拿出过人的决断力。

　　所以，其实改革的失败是绝大多数，而成功的反而是佼佼者。在苏联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庞然大物面前，改革者需要随时随机应变，该休克治疗的时候，要放慢步伐，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坚决不能手软。

　　我们总是相信时势造英雄，但是也要明白，有的局面，只有那个独一无二的英雄，可以成为破局者。例如奥古斯都之于罗马帝国，俾斯麦之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是这个道理。

　　戈尔巴乔夫，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是一个能够扶大厦于将倾倒之际者。但是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与试探，这一点，不可全因为最后的失败而去否认。要挽救苏联，难度不亚于在20世纪初挽救大清，在一战之后挽救哈布斯堡。

　　所以，对比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局面与所作所为，我们更要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的伟人摸着石头过河，排除万难，才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看《我和我的父辈们》，看到第三个单元的故事，没有生离死别，我却热泪盈眶的原因。客观看待戈氏的同时，我们越发要意识到改开成果的不易，越要去维护这些英雄给我们带来的宝贵机遇与财富。